2022年7月1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101岁生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特刊发国家药监局信息中心老一辈共产党员、制药和科技信息专家郭丰文的感人事迹，以供学习。

生平简介

郭丰文（1917～2016），广东潮阳人。药物化学家，化学制药专家。曾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医药技术情报所（现国家药监局信息中心）副所长、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

致力于化学制药研究和医药科技情报工作，开创性完成了多种磺胺类药物、维生素及多种制药中间体的研究，曾研制成功高浓度葡萄糖酸锑钠注射剂、抗疟药盐酸氯胍、饮水消毒剂氯宗。1964年合作研制成功适用于竖式高压釜的复式搅拌器，为大规模生产维生素C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促进中国化学制药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医药科技情报工作中，建立了“中国药学文献数据库”和编辑出版《中国药学文摘》。

郭丰文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沈阳市第一届人大代表、辽宁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和河北省第二届人大代表。先后担任许多部委技术委员会职务：1955年任轻工业部第一届技术委员会委员，1963年任化学工业部技术委员会委员，1983年任国家医药管理局技术委员会委员，1986年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医药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1985年任国家医药管理局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1980年任国家科委国家发明奖励评审委员会医药卫生专业评审组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第四、五届委员。

寒门学霸崭露头角

1917年9月22日，郭丰文出生在广东省潮阳县南阳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寒，生活艰难。1930年，郭丰文随父亲到上海，进入上海贫儿教养院学习。因为年年成绩第一，毕业后经教养院资助进入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学习。1937年，因为在高中全年级中三年考试成绩均名列第一，按照学校规定，郭丰文免缴学费进入圣约翰大学化学系，直到于1941年大学毕业。

高中和大学的7年学习期间，郭丰文不仅学习了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还利用课余时间广泛阅读了许多发明家如瓦特、爱迪生等的名人传记，郭丰文得出了一个指导自己一生工作学习的结论：要在科学发明方面做出成绩，一是要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二是要有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三是要准备在生活享受方面有所牺牲。

1941年7月，经学校推荐，郭丰文进入私营上海生化制药厂任研究所化学师，开始从事化学合成药的生产研究。

当时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料十分有限，郭丰文尽最大努力到处查阅收集有关化学药物方面资料，并做了大量笔记和卡片，以便自己随时学习研究。在这样的积极努力下，郭丰文在上海生化制药厂先后试制成功并小量生产了卡巴砷、盐酸二氯苯砷、滴滴涕（DDT）、白乐君、可乐锑等多种药物；1948年底，郭丰文任制药厂化学制造所主任，兼管研究工作；1950年，他与侯福忠、汤斐烈一起试制出小量合霉素，提供给张昌绍教授做药理试验。郭丰文在制药工业方面的能力开始展露。

全力以赴支援抗美援朝

1950年8月，私营上海生化制药厂合并到位于沈阳的东北制药总厂，郭丰文作为主要技术人员随迁，并被任命为东北制药总厂研究室主任。

当时，中国医药工业的振兴非常迫切。资料显示，解放初期，我国原料药年产量不足百吨。大部分药品依赖进口，全国只有上海、天津几家规模很小的制剂厂。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大型国家制药厂的筹建任务非常紧迫。

当时上海医药界对这次并厂并不看好，去东北还意味着待遇减半，愿意随厂到沈阳的人员不到十分之一。并厂谈判时，是郭丰文第一次接触当时东北制药总厂厂长龙在云，“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他朴实勤俭，平易近人，最感动我的是他要振兴医药工业为国家研制药品的强烈愿望。”由于心怀同样的理想，郭丰文感到，终于有机会能为国家的制药事业做点事。因此，郭丰文满怀理想，带着即将生产的妻子和一个两岁大的女儿毅然落户当时环境十分严酷的东北。

东北制药总厂创建于1946年，是中国化学制药工业的摇篮，其前身是延安八路军卫生材料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国内最重要的制药基地。在东北制药总厂的15年间，郭丰文先后组织并指导完成了磺胺甲基嘧啶、磺胺嘧啶、磺胺甲氧嗪、4－磺胺－6－甲氧嘧啶等多种磺胺类药物，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6、维生素C等多种维生素，二乙胺、硫脲、乙腈、4－甲基吡啶等多种制药原料中间体的生产研究。

今天，东北制药总厂拥有全球最大单条维生素C生产线；全化学合成黄连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磷霉素钠、脑复康、维生素B1、磺胺嘧啶、左卡尼汀等产品销售额居全球前三位。

而当年郭丰文随药厂刚刚迁到沈阳时，药厂连现成的实验室都没有，一切研究工作都要靠研究人员自己从零开始，从头做起。

然而这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军情紧急，战备药品的试制成为药厂首要任务。同时为了安全，科研人员转移至吉林省白城子开展工作。

郭丰文回忆，当时白城子连自来水都没有，生活都不方便，研究工作就更难以开展。但全体同志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和政治责任感，克服各种困难，投入战备合成药物的试制工作。

当时正值寒冬，白城子气温经常达到零下三四十度，在如此困难条件下，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就把一个破烂不堪的碉堡式建筑万福麟公馆改建成为具有一定条件的实验楼和中试车间，并在这里完成了抗美援朝战场急需的维生素C、杀虫剂滴滴涕（DDT）、烧伤药苯佐卡因等药物的试制和抗疟药白乐君的中试。

1952年，美军悍然发动细菌战，研究室奉命迁回沈阳，开始研制反细菌战药品。郭丰文带领全室人员，很快将东北制药总厂二分厂的一些库房改建成为实验室和若干个小型化工车间，并立即开始投入饮水消毒剂“清水龙”和维生素C的试制。

饮水消毒剂是为了响应防疫卫生运动而生产的，控制饮用水源，加强食品卫生安全，严防病从口入，为解决战场饮水安全问题贡献力量。而维生素C具有维持免疫功能，促进骨胶原的生物合成，利于组织创伤口的更快愈合的作用，但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必须通过食物、药物等摄取，因此也是战时的重要物资。可见当时以郭丰文为代表的许多药学工作者，他们的研究方向完全是根据国家需要来确定的。

饮水消毒剂“清水龙”的生产可谓一波三折。由于是战备急需，郭丰文带领同事不计代价，连续几个月攻关初步完成试制任务。可是连续几批产品的含氯量都不合格，经检查发现，主要是干燥时分解失氯，要想获得稳定合格的产品，必须解决真空低温干燥的问题。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郭丰文突然想到在旧厂房见过一个日本人留下来的“铁柜子”，很像真空干燥箱，找出来发现果然是！经过检修调试，居然能用。有了真空低温干燥设备，药厂生产的“清水龙”成品全部合格，很快被运到朝鲜前线，保证了那里军民的饮水卫生。

郭丰文又与胡霍等人试验成功由酒精分段连续氯化和用氯磺酸直接缩合的滴滴涕（DDT）生产新工艺，很快用于生产，并在国内推广。滴滴涕是一种有机氯类杀虫剂，可以用来控制蚊子的繁殖以及预防疟疾、登革热、黄热病，不论在战场还是日常防疫中都具有重要作用。这些战备合成药物的自主生产，为支援朝鲜战场作出了贡献。

后来，郭丰文率领团队又陆续进行了合成抗生素合霉素和磺胺甲基嘧啶的小试验和中试验工作。尤其是磺胺甲基嘧啶，对溶血性链球菌和肺炎球菌所引起的感染具有较高的疗效，因此适用于肺炎、丹毒、脑膜炎等疾病的治疗，是战争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消炎药物。

东北制药总厂的这些研究和生产工作，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中国制药工业做出了榜样。郭丰文也被誉为中国“磺胺之父”。

郭丰文还与程毓英等人研究并阐明了维生素B1、嘧啶环合成的反应机制，使主环收率以及维生素B1总收率达到较高的水平。这些产品和新工艺的研究成功，对中国化学制药工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医药工业就在这样的技术、设备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开始起步。

自制设备，自主研究维生素C生产

1953年，我国迈入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针对地方病、传染病多发的实际情况，国家发出了重点发展抗生素、磺胺、抗结核病、地方病、解热镇痛药和维生素的号召。

其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维生素C是十分重要的急需药品。医院大量使用来辅助治疗各种疾病，尤其是对伤口愈合和疾病恢复作用显著。

1957年，一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在参观沈阳合成药物研究所时，认为中国研究磺胺药物、维生素和制药中间体的生产工艺完全没有必要，是一种浪费，并提出“苏联有现成生产，到时候由苏联为你们设计和建设就行了”。这种论调在当时引起了一部分人思想的混乱和动摇。但厂长龙在云和郭丰文等科研人员清醒认识到，制药产业绝非一般工业，而是战略产业，药品的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必须开展自主研究。后来的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克服困难尽早展开了充分的科学研究工作，为我国化学制药工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化学制药工业，是在基本有机化工产品极其薄弱的条件下开始创业的。当时许多制药原料和中间体都要靠自己解决，而化学药品生产又是从仿制开始的。这些产品的合成路线，虽然不少学术文献都提供了多种选择，但大部分合成路线并不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为使这些产品能够在国内生根，就必须结合国情，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从国内能够解决的化工原料和技术装备出发，提供切实可行的生产路线。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窄路，郭丰文就在这条崎岖坎坷而前途不明的小路上披荆斩棘。

维生素C的初试，是以东北制药总厂库存的山梨糖为原料进行的。但药厂储备的所有原料山梨糖也只有200多公斤，仅仅能够供给小量生产，对规模生产来说是杯水车薪。而如果进口山梨糖来制取维生素C，则还不如直接进口维生素C。

郭丰文认为，要想实现维生素C国内自主生产，首先就要解决山梨糖的生产供应问题；要自己生产山梨糖，又必须解决两个技术难题：一是将葡萄糖高压加氢变为山梨醇；二是山梨醇经霉菌氧化制成山梨糖。因此郭丰文先开始研制相关装备。

葡萄糖加氢一般要在100～150个大气压下进行，而当时国内没有现成的能够承受这样高压的反应器。郭丰文与邝宗濂等人通过各种努力，研究成功一种高效的复式气液搅拌器，可以用于葡萄糖液催化加氢，在30～40个大气压下，就可以使葡萄糖顺利氢化为山梨醇，使第一个技术难题得以解决。该项技术荣获1964年国家科技发明三等奖。

第二个技术难题则在中国科学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通过3年的小试、中试，最终也圆满地得到解决。

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为中国维生素C大量生产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他医药新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首次实现磺胺类药物规模生产

磺胺噻唑，是我国首先实现规模生产的磺胺类药物，对治疗肺炎球菌、脑膜炎双球菌、淋球菌和溶血性链球菌的感染有效。但最初其主要原料硫脲一直依赖进口，有关部门要求药厂研究解决硫脲自主合成问题。

在接到上级指定的硫脲试制任务后，郭丰文查阅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参考文献，但都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安全生产方法，只能另寻出路。最终，他提出了用硫化钙加计量硫酸制备硫氢化钙的设想，并制定了试验方案。

但硫化钙也不是容易买到的原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郭丰文还是依靠“老办法”，开始尝试自制硫化钙。经专题组反复试验和改进，用上次母液加入硫酸钙，再加计算量的硫酸，制备出硫氢化钙。然后在制备好的硫氢化钙中加入石灰氮进行反应，趁热过滤冷却结晶，终于获得了收率高、质量好的硫脲。

这个方法生产设备简单，操作简便，整个生产过程避免了硫化氢的溢出，完全符合安全生产的要求，使磺胺噻唑实现了国内完全自主生产。

立足国情，研制一系列重要药品

为了使一些已投产的重要药品的生产原料立足于国内，郭丰文先后组织和指导完成多种制药原料中间体，如生产局部麻醉药普鲁卡因所需的二乙胺，生产广谱抑菌药磺胺二甲嘧啶所需的乙酰丙酮，生产结核病特效药异烟肼所需的4－甲基吡啶，还有有机合成新试剂分散金属钠、氢化钠、硼氢化钾等的生产研究和推广生产。

维生素B1的试制，当时在全国医药科研计划会上讨论时，不少人认为题目太难，不宜搞。郭丰文却信心百倍，亲自担任专题组长。他以当时国内可以购买的丙烯腈、糠醛、醋酸等为起始原料，自制乙酰丙醇和乙腈等中间体，只用一年半时间完成了小试工作，并推广生产。该项成果荣获1964年国家新产品二等奖。

磺胺嘧啶是防治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必备药物。1956年，郭丰文开始试制磺胺嘧啶。在他的指导下，以糠氯酸为中间体制备磺胺嘧啶的生产方法获得了成功，并首创糠醛在稀盐酸中通氯气进行氯氧化制造糠氯酸的生产工艺。

这种方法其实存在反应较多，工序繁复，劳动密集等缺点，但具有对设备要求不高，生产安全，原料易获得的优势，是完全结合国情设计的新工艺，避免了因原料缺乏而给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为磺胺嘧啶生产推广到全国和逐步做到磺胺嘧啶国内自给创造了条件。该项成果荣获1964年国家新产品三等奖。

雷贝拉唑是一种对基础胃酸和由刺激引起的胃酸分泌有抑制作用的消化系统治疗药物，对幽门螺杆菌也有效果。郭丰文组织力量开展雷贝拉唑的小试验并获得初步成功。

后来东北制药总厂在此基础上予以发展并投入生产，为开发一系列医药新产品创造了条件。

1964年底，郭丰文调到化工部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医药托拉斯）任规划处副处长。其后数年，郭丰文在加强医药工业的内地建设，改变医药生产的不合理布局，确定战备医药品种，制订建设规划等方面做了许多扎实的工作。

1970年，郭丰文参加了湖北制药厂的筹建工作。1972年，调入湖北省医药工业研究所任党委副书记兼所长。期间，他主持了血防新药硝硫氰胺的研制工作，于1975年合成成功。

硝硫氰胺是一种广谱抗寄生虫药，代号“7505”，用于治疗日本血吸虫病有较好的效果。

二十世纪中叶，血吸虫病曾给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十几个省、区、市的劳动人民带去深重的灾难，夺走了众多人的生命，被称为“瘟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调动千军万马，围歼血吸虫病，挽救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1958年，毛泽东主席得知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后，非常激动，写下了七律《送瘟神》二首。1985年，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公告：“至1984年年底，全国已治愈血吸虫病病人一千一百多万，消灭钉螺面积一百一十多亿平方米，有七十六个县（市、区）消灭了血吸虫病，一百九十三个县（市、区）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

郭丰文的科研工作为我国消灭血吸虫病贡献了力量。他指导改进了硝硫氰胺合成中最后一步酯化反应的操作方法，变三相反应为均相反应，大大提高了成品的收率和质量。此外，他还指导试验成功该药的口服微粉胶囊、口服微粉油滴丸和畜用微粉水混悬剂3种剂型。

推动建立中国药学文献数据库

1979年，郭丰文调到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开始在总局科教处工作，不久调入医药技术情报所任副所长。此时的郭丰文已年过六旬，但仍勤奋工作，开始努力钻研情报业务，并着手组织筹建中国药学文献数据库。

当时，国内已有一些情报资料部门通过检索引进市售磁带和通过国际终端直接检索国外文献库来开展计算机服务，然而中文文献库与机检却刚刚起步。

郭丰文利用电子计算机自动编排出版了检索刊物《中国药学文摘》。郭丰文自己具体指导文摘的编辑、分类和标引，以及药学主题词表的制订等工作。鉴定认为：这一系统为全国各医药科研、教学、医疗部门和中西药品生产部门提供情报服务，使他们在资料搜集、贮藏、检索、编制目录卡片和文摘卡片方面节省人力和时间。鉴定还认为：这项成果为开发和利用我国信息资源，建立中文文献数据库，提供了比较系统的经验。“中文药学文献数据库和自动编辑排版及检索系统”荣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郭丰文是主要受奖者之一。这项开创性工作推动了中国药学文献数据库的建立和发展。

在医药情报工作中，郭丰文还致力于药品生产的宏观研究和药品需求预测，先后撰写了多篇有关医药科研、生产、经营和管理等方面的文章和论文，为有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家国深情，尽在不言中

郭丰文是贫苦出身，在教会学校成长，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十分坚定。当时因为他自己和妻子的家庭出身都被定为富农，同时家里又有姐妹嫁到国外——虽然这在当时东南沿海地区也很普遍，但给郭丰文带来了不少麻烦，女儿因此连入党和评先进都受到了影响。当时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的女儿，高票当选先进，并坐上了去领奖的车，半途却被劝返。凡此种种，在郭丰文家里不胜枚举。

郭丰文一生忙于工作，给予家庭的时间和精力少之又少，难以称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甚至 “连累”家人。但当谈到郭丰文时，妻子、子女却又总是带着自豪之情，后辈更愿以他为榜样为人处世。郭丰文常常对子女说，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沉默少言的郭丰文只有在鼓励子女们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才神采飞扬，侃侃而谈。

郭丰文总是不愿意麻烦组织，更不愿意占用国家资源。晚年郭丰文身体不好，医生诊断让他定期输血缓解症状。郭丰文却坚持不肯，认为血液是国家宝贵的医疗资源，自己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就不要浪费了。后来医生没办法，用黑塑料袋套住血袋企图“蒙混”过去，结果被郭丰文“识破”，最终也没有成功输血。

还有一次郭丰文身体不适加剧，需要住院治疗，却怎么也排不进病房。女儿急得与院方争论，结果院方一看病人信息，竟然是药学界的泰斗，不少医务工作者闻讯赶来与老前辈合影留念——郭丰文在行业中颇有名气和地位，但他从不愿意为私人的事情向同事和后辈开口。

郭丰文从事的行业利润巨大，但郭丰文却一生清贫。他既没有时间辅导子女，又不愿为子女去“托人情”“走后门”，家人为了他的药学事业只有付出和牺牲，却从没有得到回报。对此，家人对他也有很大的怨气，只能说他一句“你真是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郭丰文听完，笑笑不说话，颇为这句评语感到满意和自豪，正如他晚年经常和子女说的：“我这辈子虽然没挣到什么钱，但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感到特别高兴！”

结语

郭丰文去世前留有遗嘱，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把自己和老伴的骨灰撒入大海，回归自然，此外再无其他。

这位世纪老人，与从零起步的中国医药工业一起，风雨兼程。一个甲子的辛勤耕耘，他主持完成多种急需药品和多种制药中间体的研制工作，为后来开创了一条切合国情的医药振兴之路。他将自己的全部生命能量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最需要的事业。

中国工程院刘昌孝院士曾评价说，“郭丰文先生是爱国者。从大上海到黑土地，他带领一批骨干力量，来到延安八路军所创建的东北制药总厂，为祖国贡献力量。”

文献来源：《百篇药学故事献礼建党百年资料汇编（一）》